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，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，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。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；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，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，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！

在这个时期，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。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。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，一拿出船票、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。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，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，打着官腔寻根究底。有一次，经过了几番周折，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，她立刻奔到移民局。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，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。她再去的时候，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，把护照还给了她。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，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，他说，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。

就在第二天，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。美国参战，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。绝望之余，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。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：就是她的怀孕。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。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。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，名叫温特博士，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。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，两个星期，十天，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。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，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。一旦到了瑞士，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。埃伦-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，而她认识的奔奇-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。她一想到这儿，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。

经过一番讨论，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，她很高兴。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、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，都留在旅馆，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。如果遭到盘问，他就说，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，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。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—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——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。大西洋宪章的广播，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。

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。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，弄到了出境许可证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，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。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，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-泽尔斯顿，告诉了他这件事。奔奇说，他们最好就这么样，就以此为，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；他们到了之后，他会照顾埃伦的。

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，干净得发亮，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。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、手表、瓷器和首饰；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，美味的糕点，新鲜的水果。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，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，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。

“啊哟，这只梨啊！我的天哪，”她说“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！战争多么讨厌、愚蠢！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，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？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。”

“是啊，瑞士人是聪明的，”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，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；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。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，好象有病。“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？”

“谁知道？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。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？”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，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，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。

“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。奔奇，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？”

“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。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——到了，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——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，娜塔丽，不过不那么明显，不那么厉害。在里斯本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
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，埃伦-杰斯特罗说：“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？”

“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不回去了，亲爱的，”娜塔丽说。“埃伦，把你的手绢给我，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。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。”

“我就这一条手绢，”杰斯特罗说。

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，递给了她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你们不回去了？”

“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，第一架飞机，或者山羊拉的大车，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。奔奇，很明显，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。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。”